联结的奥秘 – 张大卫牧师
Ⅰ. 从亚当而来的罪之转嫁与人类生存的困境 罗马书5章12节到21节是保罗将亚当与耶稣基督进行对比,并说明这两位分别成为把人类捆绑在罪与死里,或义与生命里的“代表”的关键经文。张大卫牧师在解说这段经文时,特别透过“一个人的犯罪使众人成为罪人,另一个人的顺服使许多人获得生命”这一逻辑,阐述了福音的大能以及“连带性”的重要。此处也直接关联到基督教神学中关乎原罪论(原罪论)的重大议题:保罗教导说,所有人的罪被“转嫁”到每个人身上,正是源于那一位始祖亚当。 一般现代人常会对“为什么亚当犯的罪要算在我头上,导致我也成为罪人?”这一点产生抵触。然而,圣经宣告:人类普遍的罪性(sinfulness),亦即无法从本质上摆脱罪的状态,正是始于第一人亚当的悖逆。张大卫牧师解释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切身感受到,自己所处的世界与上帝原先在伊甸所设计的美好图景相距甚远;在这个死亡为王、充满不公与暴力的世界里生存,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在灵性层面已经是死的。而经上见证,这死亡的起源,正是从亚当的罪开始。”依据圣经的教导,亚当因为不信神的话语而陷入悖逆,他的不顺服打开了罪的闸门,让死亡与毁灭得以侵入人类。于是,作为“代表”,亚当所犯之罪的后果传染给他所有的后裔,这也成为人类普遍饱尝痛苦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张大卫牧师在谈到“既然人类确实也在犯罪,为何圣经仍如此强调人无从抗辩自己清白无罪”时指出:对罪与死亡的神圣审判,并不只是单纯在道德上判断对错,而是关乎“存有论上的状态”。我们或许会说:“我现在还活着,所以并没有死”,但保罗从属灵并终极的层面,明确主张人已经“在死里”。从这个角度看,原罪是所有人无法回避的罪的轭。我们一出生,便活在与神旨意无关的堕落世界里。 保罗又说“罪在律法之前已在世上”。这里所指的律法是摩西从神那里领受的诫命。在那律法尚未被赐下之前,罪就已经存在。只是人们因为还没有明确的法典,不一定清晰地意识到这是罪。但正如该隐杀了亚伯、亚当吃了禁果,这些在没有律法之前就已是罪行,因其本质就是对神的不信和悖逆。人的良心自然而然会知道“杀人、背叛、不服从”是不对的。只是当律法出现后,就从“法律”与“正式”的层面更加明确地定义了罪。然而,律法本身并不能彻底解放人脱离罪。它的功能在于将罪昭然若揭,却无力消除罪或给予救赎。 保罗继续谈到从亚当到摩西、亦即律法赐下之前的那段时期,死亡已经“作王”了。好似独裁者般的死亡权势,压迫了所有人类。这让我们想起保罗的另一表述:“人是罪的奴隶”,从而可见所有人都无力自救,而不得不面对罪与死亡的残酷统治。张大卫牧师用“罪与死亡的结构性统治”来说明现代人同样能轻易明白的真理:这并非仅仅指社会结构或个人道德上的脆弱,更深一层看,整个人类都被“死亡的力量”所奴役。这就证明我们其实一直在被“逐出伊甸”的状态中存活,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圣经称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正如亚当对整个人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样,基督也要扮演“第二位或最后一位亚当”的角色,对所有属祂的人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罗马书5章14节保罗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其意义在于:第一人亚当作为罪的始祖,将罪与死亡传递给所有后裔;而即将到来的那一位(基督)则会反向地将义与生命赐给所有信祂的人。张大卫牧师在讲道时强调:“我们每日好像都在过‘自己的生活’,似乎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实际上,我们与生俱来就受亚当的影响,被罪驱使,似乎别无选择。然而另外还有一位新亚当——耶稣基督——祂打破这种统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恰恰是保罗强有力的福音宣告,在罪与死亡的压倒性现实中,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出路。 保罗接着说,律法是为要使过犯显多,也就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罪的真相而介入历史(罗马书5章20节)。这与“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这句著名经文紧密相连。无论罪如何堆积,死亡如何吞噬众人,神的恩典都能以更大的权能介入。张大卫牧师解释道:“人越是陷在无法自拔的罪的深渊,就越显出神的恩典何等浩大、强大。”换言之,律法越是将我们的罪曝露得淋漓尽致,使我们深感罪疚与恐惧,同时也让我们更明白在基督里展开的恩典世界是何等绝对而有力。 “因亚当一人犯罪而全人类沦为罪人”这一宣告在现代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里,并不容易被接受。不过圣经不断强调“连带性”。即便对不熟悉群体思维的人来说,“当国家代表签订条约时,整个国民都要受到影响”这一例子并不难理解。古代近东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也普遍视“一人”的代表性会影响整体,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张大卫牧师对那些排斥原罪概念的人进一步说明:“其实这解释最终成为说明‘那位新亚当——耶稣所成就的义与生命,会以何种方式转嫁给我们’的关键所在。”换言之,若我们拒绝承认这种代表性与连带性的原理,就只能同时拒绝福音所提供的救恩逻辑。 原罪论的要点在于:人先天就无法避免地处于罪的支配之下。凭借人的自由意志与善行,根本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生来便受罪的辖制,单靠伦理或道德上的良善,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义。换句话说,“人绝无可能凭自己的力量达到救恩”,这是新教救恩论的核心。张大卫牧师的讲道同样从这一角度呼吁“不要回避原罪论”。此举并非为了贬低人的价值或诉诸人的软弱,而是要更深地彰显基督救恩何等绝对并何等宝贵。 所以,这第一小主题的结论非常清晰:从亚当而来的罪与死亡,早已成为人类生存中庞大而根本的困境;律法则更加突显了这罪恶与宣告了审判,把我们逼到绝境。但这绝望的景况并不等于完全屏蔽了希望。相反,罪的暴露恰恰令我们能看见基督所赐的恩典与救恩之力。从亚当承袭而来的罪或许令人感觉难以接受,但它正是我们人类生存的起点,也是理解耶稣基督救赎大工的必经之门。张大卫牧师对此着重强调:“亚当所展开的罪之世界虽然看似牢固不可撼动,但神却隐藏了远比这更强大、更宏伟的恩典计划。”紧接着,他在第二小主题中带领听者进入耶稣基督的顺服与义的转嫁这一真理。 Ⅱ. 耶稣基督的顺服与义的转嫁 保罗在罗马书5章15节到19节之间,细腻地对比了亚当与基督。若通过“一人(亚当)的悖逆”罪与死临到全人类,那么借着“另一人(耶稣基督)的顺服”,义与生命便能临到信祂的人。张大卫牧师在其讲道与著作中,将此归纳为“如同原罪(Original Sin)是藉着亚当而转嫁,那么如今基督的义(Original Righteousness)也转嫁给了我们”。教会传统常把这种义的转嫁与“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的教义相联系。 这里所谓“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顺服”,主要指祂在十字架上的代赎牺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之后也对比了“起初的人亚当”与“末后的亚当(基督)”,说:第一亚当出自尘土,末后亚当来自天上。第一亚当成了有生命的活人(a living being),末后亚当则成了赐生命的灵(a life-giving spirit)。活人本身虽拥有生命,却无法将生命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别人;而赐生命的灵则具备把生命分予他人的根源能力。因此,保罗格外强调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能使我们获得生命”。张大卫牧师总结:“基督的顺服,不仅是道德榜样;它乃是把陷于罪中的人类永远拯救出来的生命根源,也是把神的义转嫁给我们的决定性事件。” 由原罪论引出的“转嫁”概念,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事件便延伸为“义的转嫁”。亚当将罪转嫁给人类,是基于他作为‘代表’的身份;基督将祂所成就的义转嫁给我们,同样遵循这一原则。代表亦是元首,他的成就直接惠及所有属于他的人。对此,张大卫牧师指出:“代表与连带这两个概念在整个圣经中至关重要。或许我们会觉得这并不公平,但神原本就创造人类为共同体。一体、同一血脉、同一群体的意识,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占据极为核心的位置。” 神的救恩计划先是藉着律法显明了人的无能为力,随后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成全。律法能显明罪,却无法根除罪;而耶稣则亲自担当罪的刑罚,代替我们受死,为我们开辟“称我们为义”之路。保罗在罗马书3章24-25节写道:“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祂的血,藉着人的信……”对此,张大卫牧师常引用三种画面:第一,如同在奴隶市场中支付赎价,使奴隶获得自由的“赎买(redemption)”视角;第二,如同在法庭上被宣告无罪的“称义(justification)”视角;第三,与祭祀相关的、替罪者作献祭除去罪的“赎罪(atonement)”或“挽回祭(propitiation)”视角。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同时涵盖了这些面向,根基在于祂作我们代表,为我们流了宝血,并以顺服取代了我们的悖逆。 圣经各处也提到“福分的连带性”,而耶稣的顺服更是将之推向决定性的完成。早在旧约,神应许亚伯拉罕立约,并宣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并非只停留在亚伯拉罕一人身上,而是通过他的后代——整个以色列民族,乃至于全世界所享受的连绵不断的福气。张大卫牧师解释:“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在新约时代由耶稣基督得以完全成就。所有归属耶稣、相信祂的人,都在这连带关系里同蒙祝福。”因此,耶稣的顺服是一次性、历史性的事件,却超越时空地适用于所有信徒。 然而,“义的转嫁”并非自动强加于所有人身上,而是必须借着“信心(faith)”个人地接受与应用到自己身上。保罗宣告:唯有“藉着对基督耶稣的信”才能得称为义。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与作为“代表”的基督产生个人的联结(union)。张大卫牧师指出:“亚当的罪是无论你是否同意,都自然地传给所有人生而具有;但耶稣的义则透过‘信心’向我们敞开。在此可见恩典的悖论:我们虽在出生之时便带着亚当遗传的罪性,但耶稣却用恩典赐予我们‘义的礼物’,而接收此礼物的渠道,就是我们的信心,而非任何功劳或努力。” 保罗继续宣告:“罪如何借着死作王,恩典也要借着义作王,使人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马书5章21节)。这表明耶稣基督的顺服大能,已胜过亚当不顺服的影响,并改变了“王权”的归属。过去是死亡在执掌王权,如今却是恩典在执掌王权。张大卫牧师评论道:“福音不仅仅洗净我们的罪,更把一种截然新的统治秩序带入我们生命。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受‘生命之王’治理的天国子民。” 在罗马书5章18-19节,保罗总结:“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要成为义人。”张大卫牧师将这段视为最精要的概括。经文在承认罪与死普遍性的同时,又宣告义与生命更普遍、更强大。耶稣基督顺服所带来的福祉无人能拦阻,而其能力与权柄可被比作“神从创造世界起就预备的‘种子改良计划’”。悖逆的种子只会结出死亡与腐败,顺服的种子则会带来义与生命。 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中提到的“受苦的仆人”的预言也同理:“祂虽受病痛和死亡之苦,但会‘看见后裔’。这个受苦仆人的死亡,会带来新的子嗣、新的民族。”(参见赛53:10)这并非指肉身的后代,而是因着仆人替罪之工所生的“属灵后裔”,即信奉并跟随弥赛亚的人群。张大卫牧师将此称作“种子改良论”:我们原本从亚当承受了罪与死亡的基因,如今则能从基督承继“义与生命”的基因,成为“新造的人”。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更是对此的神学凝练。我们虽是亚当的后裔出生,却因与耶稣的连结(union)而成为基督的后裔,得以在义与生命中活着。 因此,这第二个小主题回答了“耶稣基督的顺服及由此转嫁的义,如何使我们脱离罪与死的辖制,并为我们开启新生命的维度”。我们原在亚当之中、属于罪与死的国度;现借耶稣的十字架与复活,转移到恩典与生命的国度。这一切借着信心应用在个人的生命里。张大卫牧师强调:“我们不应将此伟大真理仅停留在教义知识层面,而要在日常生活与信仰实践中实际活出来。因为如今不再是罪,而是恩典来掌管我们;不再是死亡,而是生命在我们里面执权。” Ⅲ. 代表理论与连结理论的现实意义 罗马书5章12-21节展示的核心框架,在于保罗透过“亚当”与“基督”两大人物解释人类历史。这在神学上被称作“代表理论(Doctrine of Representation)”或“联邦主义(Federal Headship Theory)”:亚当作为人类的“元首(federal head)”转嫁了罪,而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转嫁了义。另一个相关概念是“连结理论(Principle of Corporate Solidarity)”,意指我们既与亚当相连,也与基督相连。 张大卫牧师说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一个人如何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国家元首签订某项外交协议,其后果适用于所有国民;或一个家庭的代表某个决定,就可能导致整个家族的毁灭或兴旺。这些都印证了一个事实——代表与连结的神学原理绝不是抽象理论。”旧约中也有类似事例:可拉的叛逆使他全家同受灭亡,亚干犯罪亦牵连他及相关人受惩罚,显示罪不只是个人层面的问题,而会连带波及整个群体。在古代共同体社会里,这种“罪与惩罚、福与祝福借由关键人物波及全体”的结构,堪称理所当然。 此原则同时也成为解释福音核心的钥匙。如果我们明白亚当的过犯是如何波及所有人,就能更容易了解基督的救恩如何临到一切相信祂的人,因为“代表者”的行为会让其所包含的团体一同参与。张大卫牧师强调:“我们要以现实感来理解‘代表’与‘连结’。在当今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人常将一切视作‘我和神’之间的个人关系,但圣经却彻底奠基在共同体的连带之上。起初,我们就在亚当里;而如今,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我们只能在这两者之中做出抉择。” 在引用约翰福音15章耶稣的话——“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时,保罗阐明,我们的人生会因所“嫁接”的“树”不同,而结出不同的果子。若我们附着在亚当之树上,就只会结出罪与死亡之果;若我们嫁接在基督之树上,就能结出义与生命之果。“住在(abide in)基督里”并不只是上教会或参加敬拜这么简单,而是与祂真正“合一”,让祂的生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张大卫牧师说:“连结理论并不只是神学知识,它能真实地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过去属亚当时,犯罪乃理所当然;但现在只要我们住在基督里,祂的义、祂的爱、祂的能力会流入我们,使我们能够以全然不同的样式生活。” 为再度强调代表理论与连结理论,人们常引用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对与基督连结最戏剧化的描绘:旧人(即属于亚当的“我”)已经与耶稣同死,如今在我里面运行的是基督的生命观念。如此看来,基督信仰不只是“信耶稣上天堂”,而是在“此时此刻因与基督联合,我就活成新造的人”。张大卫牧师表示:“这种全新自我认知是真正能带来生活转变的关键。当我们每日浸没于平凡琐事中,不必再用‘我本来就属亚当,是无可奈何的罪人’来自暴自弃,而是‘我已与基督联合,是义人’的自我意识来面对生活。这就是福音的力量所在。” 圣经中也有其他例证可说明“代表”与“连结”。例如: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得福”;先知以利亚祷告便能影响整块土地是否降雨。虽然只是个人,却引发了连带的大范围影响。同样地,耶稣基督就是新约时代的决定性“代表”,担负了我们无力承担的罪担;由此,我们便连带地承受了祂的义与生命。张大卫牧师在牧会的实际场景里常会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与作头的主紧密相连,一起彰显祂的生命与恩典。”通过教会,基督的救恩得以不断扩展;教会之中,弟兄姊妹彼此背负重担,一起祈祷和敬拜,过着连带的生活。这一切都应该纳入“代表与连结”的视角来理解。 那么,代表理论与连结理论能结出什么样的“实际果效”呢?其一,带来自我身份的转变:我们原本出生时是亚当的后裔,却因信耶稣而在瞬间变成“基督的后裔”。即便有时我们仍觉自己深受罪的束缚,但只要坚定地意识到“我已在基督里”这个真理,就会体验到“罪不再能主宰我生命”的释放感。张大卫牧师反复强调:这种释放感才是福音生活的起点。 其二,让我们获得归属感与群体意识:正如我们在亚当里与全人类相连,现今在基督里我们亦与所有信徒相连。基督徒彼此并非散落的孤岛,而是同为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这种连带性的教会观极其符合圣经教导,保罗在以弗所书与哥林多前书里多次宣告:“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互为肢体。”张大卫牧师说:“明白代表理论与连结理论,会让人更清楚‘为什么要参加教会生活’。我们唯有连于头——基督,才能获得属灵的养分,且肢体彼此互相依靠,共同成长。” 其三,对于罪有新的态度:过去我们对罪习以为常,甚至无力抵抗;但当“代表”改变后,我们便拥有了胜过罪的可能。虽在现世,我们仍会受到罪的诱惑,也会跌倒,但从根本上讲,我们已不再是“亚当里的罪人”,而是“基督里的义人”。于是,我们可以更坚决地对罪说“不”,并且随时藉着悔改回到神面前。张大卫牧师指出:“在成圣(sanctification)的道路上,大能来自于‘我已与基督联合’这一事实。既然耶稣已为我死,我就要看自己是对罪而死,向神献上自己作义的器皿。” 因此,代表理论与连结理论并非高深莫测的教义,而是与我们的每日信仰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在教会聚集、敬拜、领受圣餐,透过洗礼向大众宣告“已进入基督里”的各种行动,都与此理论紧密相连。张大卫牧师在讲道时说:“若亚当是旧人类的头,那么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头的更替势必带来属灵层面包括管理、秩序、价值观的全然变化。只有真正领悟并实践这一点,我们才能脱离罪与死,享受在恩典与生命的统治下生活的自由。” 罗马书5章20-21节的结尾写道:“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是保罗最后对恩典的颂扬。在无人能够逃离死亡阴影的人间,耶稣基督一人的顺服为我们开启了新的大门。保罗将此比喻为“好像载歌载舞地高声颂扬恩典与生命”。张大卫牧师在这一经文的释经中同样宣告:“当人觉得罪至深重、无路可逃时,神的恩典反而会更丰沛地临到。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与义的转嫁,我们已脱离罪的压迫,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这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好消息。”旧世界的秩序将被挪去,在基督里完全崭新的秩序已然降临。愿我们仔细思想,这真理如何在个人、教会以及社会层面带来实际的改变与盼望。 总的来说,这段经文的核心信息非常明确:亚当引入的罪与死的历史之上,耶稣基督开启了义与生命的新历史。这不仅是神学上的概念,而是能真正在信徒生命中带来翻天覆地之变革的力量;从属亚当的“旧我”到在基督里的“新我”,我们因此天天得以经历活在神恩典与生命中的动力。正如代表理论与连结理论所揭示的,我们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胜过罪,而是因为那位为我们作代表的耶稣已经得胜。祂的得胜归我们共享,使我们能以义人的身份生活。张大卫牧师称这真理是“福音的精髓、基督信仰的引擎”。愿每一位在罗马书5章12-21节真理之光中前行的人,都能跨越罪恶,活在自由与生命,怀着感恩与赞美走在信仰之路上。